中国人创新为什么那么难?
发布时间:2015-04-02 浏览:

我写了一本书《中国人为什么创新不起来》,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为什么中国人创新这么难。

从经济学的角度,产权非常重要,有形无形的东西都要有产权,你必须保护好自己的知识产权。从政治学的角度,自由很重要,没有自由谈什么创新呢?比如:有学者研究发现,在美国各个城市的创新能力排列时,一个城市的创新能力和这个城市同性恋人口的比例成正比。对此大家都大吃一惊,难道我们搞创新,还要先去当同性恋吗?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这个地方如果能够容忍同性恋的存在,就更加能接受创新。

从社会学的角度,强调信任,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信任发展的过程,刚开始时有血缘关系的信任,然后是同事、朋友、邻居间的信任,最后是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如何能建立一套系统,让陌生人之间也能够毫无顾虑的互相信任,这对创新将非常重要。从人类学的角度,强调个体,创新永远是个体,没有活跃的个体就不会有创新,如果一个国家不尊重个体就谈不上创新。中国人讲事情喜欢大框架,看问题喜欢看整体、看大局、看背景,一上来动不动就谈上下五千年,实际上是这个思维习惯对创新是一个障碍。

从宗教学的角度,强调信仰的重要,若没有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上的高度自我意识,在探索大千世界,面对茫茫宇宙时,他不可能有那种雄心万状怡然自处的心态。从管理学的角度,强调价值观与企业的文化,一个公司文化不行,价值观不行,战略再好也是白搭。

找不到自我谈何创新

那我们该怎么去做创新?先说纵坐标,纵坐标是创新的领域,产品和技术层面的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组织与管理层面的创新;而横坐标是三种不同级别的创新。其中渐进式创新,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而迄今为止整个东亚都没有积极式创新,包括日本和台湾。渐进式创新不太新奇,积极式创新难度又太大,那真正可操作性的创新在哪里?所以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建构式创新。

什么是建构式创新?也就是跨界、混搭、乱炖、穿越、链接、拿来主义。为什么文艺复兴的创始地在佛罗伦萨?因为有美第奇家族,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非暴力手段而依靠商业,与各派势力做交易成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的家族。美第奇家族对人类文化做的最大贡献是将全欧洲甚至全世界的诗人、艺术家、建筑家、科学家、哲学家等汇聚到佛罗伦萨,然后化学反应就发生了,各种混搭、跨界穿越就出现了,于是有了文艺复兴。

香港中文大学陈方正教授将西方文化的创新归纳为九个字:多元性、异质性、断裂性。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文化就是大家都朝某一个方向进行,思维上虽然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统一性,但缺少多元性和断裂性,所以不可能有创新。

熊猫是中国的,功夫是中国的,但是《功夫熊猫》不是中国的,是美国人打造的。为什么上海到现在最有魅力的还是那些二三十年代以石库门为代表的建筑呢?因为这些建筑是外国地产商,外国建筑师做的,中国人没有这种魄力,到今日为止,稍微好一点的建筑、酒店等,设计师都是外国人,中国人没有这种拿来主义的气魄,他不敢把一个官帽甚至是洗干净的马桶放在大堂里做装饰,他没有这种自信,民族自信。

所以我今天讲的主题就这一句话“找不到自我谈何创新”,创新必须有结构洞,只有这样才有更多的信息、更快的信息、更新的信息,中国人很遗憾如果不是生活在圈子里基本没有立足之地,甚至死无葬身之地,你必须玩这些关系、圈子的游戏。

为什么中国人非常难去扮演这个结构洞的角色,这个桥梁的角色,因为中国人必须在一个圈子里才能生存下来,必须靠关系靠圈子靠人情,你没有自己的关系网,没有自己的人情网,没有自己的圈子,你就基本上根本没有立足之地。

越讲集体主义的国家越穷,越穷的国家越讲集体主义,这个是铁的定律,如果没有尊重个体文化,你这个国家根本谈不上创新。奥运的时候,特奥会的英文口号很清楚I know I can,我知道我行,你看中国变成了什么?你行我也行,这是一回事吗?说明什么?说明中国人骨子里重视别人对你的看法,你骨子里重视别人对你的看法,你就不可能拿出勇气做新东西,不可能创新,就这么简单。

最近有些比较出风头的年轻设计师,他们的共同特色是想方设法的不让你知道他的中文名字是什么,连自己的身份、出生都不敢面对,怎么能成为世界一流的设计师呢!黑赛尔曾经说过,对每个人而言,真正的职责只有一个,找到自我,然后在心中坚守,全心全意永不停息,其他的所有的都是逃避方式,是对大众期望的没落回归,是随波逐流,是对内心的恐惧。

老外说得好,老中说得更好,孟子说: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你的鸡犬走失了,尚且知道去找回来,良心迷失了,反而不知道去找回,这是重小轻大,以小害大。王阳明讲得更好:“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靠的是新教,中国也有“心”教,就是王阳明这个“心”,可惜在中国被遗失了,反而在日本开花结果,所以日本人不认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支那人,只有他们才能代表唐宋以来伟大的中华文明的精髓,所以从明治维新开始,前三杰、后三杰,吉田松阴、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都是王阳明的信徒,侵华战争那些日本将领的行囊中往往能找到一本王阳明全集,丰臣秀吉曾经想象过、设计过一个大东亚帝国,以宁波为首都。老祖宗在造字的时候,什么叫“悟”,找到你的本心就叫悟。

而我们找不到自我所在,何来创新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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